十多年来，全国法律援助经费投入达到66亿元，财政拨款64亿元，年均增长16.6%。
4.法律援助中心的立法问题。实际办案支出包括法律援助案件所必要的交通费、差旅费、通信费、鉴定费、复印费、误餐费等费用，广东省在这方面的做法比较成熟，全国人大立法时可以予以吸收调整。
其中，社会团体和高等院校应当建设成为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主体： （1）社会团体。这类社会组织具有法人资格，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于政府开展法律援助活动，具有鲜明的民间性、志愿性，如武汉大学弱者权益保护中心等。但是，我国现存法律援助专职模式，它的实质是政府直接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会导致法律援助机构角色错位、法律援助机构功利化、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管理混乱等问题。在实践中，法律援助管理部门与服务实施机构多头涌现，机构设置混乱，严重制约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理由为：法律援助律师资源与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的缺口过大。
三是建立科学的定期调整机制。应该说，这些社会各界筹集法律援助资金的方式，对我国法律援助的立法与完善资金保障机制有参考价值。台湾学者许宗力则提出均权原则空泛的缺点，也即从中难以获得可供操作的具体标准。
第一，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主要类型——单一制和联邦制，是功能适当原则在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基本体现。以上观点，也被一些日本学者所阐发。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迟迟未将该种制裁方式纳入立法，此时允许地方性法规将之制度化，未尝不是更佳的选择。[2] 吴高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
因此，本文认为，除了吊销企业营业执照，其他关系到企业存灭的行政处罚，如命令公司解散、命令永久性歇业等，地方性法规也不得创设。[4] 曹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草案）的说明——1996年3月12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地方性法规新设的行政处罚应当以《行政处罚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处罚种类为起点，参照行政处罚的学理分类，扩展至更多的行为罚、财产罚、申诫罚和名誉罚、信誉罚等新型处罚种类，但依然不得创设人身罚和资格罚。近年来，尤其是2015年《立法法》修改以来，关于地方性法规立法权的讨论日益增多，行政处罚种类创设权的问题也再次成为热点。这意味着市级地方性法规受事项的限定。对于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地区，允许其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于因不珍惜名誉和信誉而导致的违法行为设定信誉罚和名誉罚，是减少违法现象最为直接、也最为有效的方式。
[23] 参见许宗力：《宪法与法治国行政》，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95页。从多元化前提下的统一看，地方性法规本身即是立法主体多元化的体现，且属于多元的法律渊源，设置新的行政处罚种类，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地方立法的制裁效果，且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而设定的，因此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处罚种类创设权也符合多元化前提下的统一。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立法权下放的过程随着中央与地方在立法权限分配上的纠葛，特别是潜伏着地方立法权扩容对国家法制统一性冲击的担忧。[29]依据法律保留原则形成的法律对行政行为进行限制，是由于法律具有直接的民主正当基础。
[11]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46页。在此情况下，基于禁止不当联结与合目的性的考虑，市级地方性法规创设的行政处罚种类还应当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事项有关联性。
[19] 参见前注15，张翔文。根据宪法，我国法制体系是统一的，又是分层次的。
以道路交通管理为例，尽管《行政处罚法》和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尚未规定信用惩戒，但是随着部分省市社会信用制度的建成，通过信用惩戒制裁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具有更好的威慑效果。[28] 之所以将代议机关作为行政机关的限制，也即法律保留原则要求限制人民自由与财产应以法律定之，主要是因为议会拥有多元、直接民主正当性基础，以及适用缜密、透明的议事程序等特殊的功能结构特征，足以担保能比行政机关作成更为‘正确之决定。相对于民选产生的人大代表，国务院工作人员是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遴选产生的，虽然行政法规的制定要求进行社会调研，但制定者对地方情况和需求的了解远远不及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大代表。[17] See John F. Manning, Separation of Powers as Ordinary Interpretation,124 Harvard Law Review 1939 (2011);Jeremy Waldron,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Thought and Practice? 53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433, 434-435(2013); N.W. Barber, Prelude to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60 Cambridge Law Journal 59(2001). [18] 如1984年核导弹部署案（BVerfGE 68,1,86）。自2007年之后，功能适当原则逐渐为我国学者所关注。他认为：由于命令公司解散属中央权限（公司法§7、§10参照），勒令歇业实质上亦与命令解散无异，所以在没有中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地方法规倘自行规定命令解散与勒令歇业等涉及公司存灭的管制罚，就有侵犯中央权限而违反法律优先原则之虞。
[44] 如《汕头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75条第2款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运输车辆未按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以及运输车辆逆向行驶、违反交通信号、超过车辆的载质量等行为的，除依法给予罚款处罚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运输车辆半年内不予核发备案证。财产罚，仍然主要是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该种表述被学界称为均权原则。（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其他处罚。
也就是说，我国台湾地区自治条例的设定处罚的范围仅限于一定数额的罚款、固定种类的行为罚或一定期限的行为罚，而所有申诫罚、一定数额以外罚锾的财产罚、大量的行为罚均不得由自治条例加以规定。总体而言，地方性法规具有行政处罚种类创设权无碍社会主义法制统一。
一般情况下，市级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事项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该说明就行政处罚设定权，一方面强调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的权利，应当实行法定原则……行政处罚的设定，应由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法规定的国家机关在职权范围内依法规定，另一方面也强调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必须符合我国的立法体制。具体而言，申诫罚可以进一步将警告之外扩展至记点、记次、讲习、辅导教育和列入诚信档案等。我国台湾地区地方制度法第26条第2款规定：直辖市法规、县（市）规章就违反地方自治事项之行政业务者，得规定处以罚锾或其他种类之行政罚。
[46]2018年9月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对外发布，《行政处罚法》的修改被列为第一类规划项目，即立法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就准备将法律草案提请审议。名誉罚、信誉罚，是目前类型化程度低，但适用非常广泛的处罚种类，其通常应当包括公布姓名或名称（包括黑名单公布）、公布照片，计入信用记录，等等。
因此，关涉资格的行政处罚不宜由地方性法规创设。这是因为：第一，台湾地区行政罚法设定的处罚种类与我国《行政处罚法》中设定的处罚种类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可以适度借鉴。
（二）扩展后的种类限定 1.我国行政处罚种类之扩展 文章开头已经提及，根据《行政处罚法》第8条之规定，目前我国法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仅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因此，法定性不应当是行政处罚的标志。
第二，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处罚种类创设权若不违反《立法法》第8条规定的范围，也就不违反法律保留原则。行为罚是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一定行为之处罚。此时，在《行政处罚法》中增设信用惩戒的处罚种类或通过法律和行政法规新设信用惩戒，都会因缺乏全国统一的信用制度而无法实行，那么允许有条件的地方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建立信用惩戒能够在当地起到良好的制裁效果。正如有学者所说：法律保留原则主要揭示代议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需要进一步回答的是，能否超越《行政处罚法》续造出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种类创设权？本文的回答是肯定的。后一种观点又分为两种思路，一种是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
这意味着，在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地方的自主权同样需要充分发挥，但如何实现地方自主权应根据国家治理的需要以及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等多方面加以考量，这与功能适当原则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一致的。[7] 参见吉玉泉：《行政处罚法若干条款的立法评价》，《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3期。
本文第二、三部分已经论及地方性法规创设新的行政处罚种类具有正当性基础，但并非不受限制。也就是说，具有行政处罚种类创设权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机关或批准机关，必须就创设行政处罚的理由予以科学、详细的说明，随同其他备案材料一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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